汪精卫和十大汉奸结局怎么样(汪精卫最后结局是怎样)

汪精卫和十大汉奸结局怎么样,汪精卫最后结局是怎样

一、汪伪政府汉奸高官们的结局都是怎么样的

陈公博,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。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3日执行枪决,临刑前将一小茶壶赠予汪精卫夫人陈璧君说:“夫人,我先走一步,随汪先生去了……”随后,陈公博被五花大绑,游街示众。下午时被执行死刑,终年55岁。
周佛海这人是十足的大叛徒、大汉奸、大投机分子!早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,后来背叛了革命投靠老将,再后来跟汪精卫狼狈为奸以至于沦落为日本人的走狗。周佛海在汪伪政府里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,主管外交、财政、特务等。抗在胜利后周佛海被国民政府判为死刑,后又改为无期徒刑,1948年病死于狱中。
梅思平(1896—1946),浙江永嘉人,是汪伪政府中的高官,任中央执行委员、常务委员、组织部部长、工商部部长、实业部部长、浙江省省长、内政部部长等要职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捕,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。
褚民谊(1884-1946),国民党元老级人物,历来与汪精卫夫妇关系较好,抗战期间叛国投敌,沦为汉奸,在汪伪政府里先后任行政院副院长、驻日大使等职。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,1946年被执行枪决

二、汪精卫他怎么坏他的下场又是什么

把汪精卫怎么坏的写出来,要真的他是汉奸,最后被日本人杀死了

三、大汉奸汪精卫是怎么死的呢

答:1943年8月,汪精卫旧伤复发,日本军医诊断为“多发性骨髓肿,病根在1935年遇刺时仍留体内的子弹,也与他因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迹日益明显而心境恶劣有关

四、汉奸的结局汪兆铭和陈公博

文章来源: 克念|近代史论语(ID: history-lunyu)

1.

冬至日后的一百零五或零六天,即清明前一两天,就是寒食节。
这个节日在西汉就很盛行,主要是纪念春秋时期晋文公的老朋友介子推。
在这个节日的发源地山西,还有人过着寒食节,但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后两天的清明节所取代。

我们需要知道的是,在东汉之前,人们只祭庙,不扫墓。
后来扫墓就在寒食节,而清明节是用来旅游踏青的,这分得很清楚。
但是在明代,寒食节已经消失了,或者说,其扫墓的功能已经和清明节的春游功能混为一谈了。

坟墓,无论在宗教还是意识形态上,都有凝固信徒意志,并鼓舞激励追随者的政治作用和心理作用。
所以,破毁敌对者的坟地,成为了越来越酷烈的斗争手段。
五十年前的“文革”中,可能除了中山陵,其他所有近代史名人的坟墓,都被挖开摧平了吧?但论到这种“妙计”的滥觞,还是在抗战以后,那就是针对所谓“汉奸”的行动。

汪兆铭真是死得及时:比日本投降早了大半年去世,非但没有因战败而受到重庆当局的羞辱,还能有时间、人力和经费安然落葬。
其坟墓就在南京市郊明孝陵南侧的梅花山,同中山陵相伴。

抗战胜利后,汪氏成为中国最大的汉奸,蒋中正当然不会允许这个坟地的存在。
他把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了最信任的何应钦去处理。

1946年1月15日,一群在南京的军政要员赶到了黄埔路的陆军总部会议厅,在这里,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要亲自部署这个重要而神秘的任务。

“请你们来商量一件事,希望绝对保守秘密,不得向任何方向泄露。

听到何总司令这么郑重其事,与会的官员面面相觑,大气不敢出。

“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,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的坟墓,居然葬在梅花山,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,太不成样儿。
”何应钦继续说道。
这时,参会人员已经隐然知道将会发生什么。

“如不把它(指汪坟)迁掉,委座看见了一定要生气的。
同时也有碍各个方面的视听。
”何应钦终于点出了任务要素。

最后,他斩钉截铁地指示道:“你们详细研究一下,怎样迁移,必须妥善处理!”

讲话完毕何应钦就退场了。
接下来由其参谋长萧毅肃布置具体任务。

——本案主要负责人是卫戍南京的七十四军的副军长邱维达,他的工兵部队要炸开汪坟;直属何应钦的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协助爆破和迁移;首都宪兵司令张镇派员担任工作区戒严;南京市长马超俊于外围进行民事协调配合。

萧毅肃又强调了一下:“总司令已经接到重庆指示。
”这话意思,就是“这个命令由蒋中正直接向何应钦下达”。
也是时间紧急了。
梅花即将盛开,汪兆铭坟墓左右即将成为赏梅胜地,如不及早迁坟,用萧毅肃的话来说,真是“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”了。

军人的行动效率就是高。
会议后的第六天深夜,破坟行动开始。
此前三天,明孝陵到中山陵之间已经高度戒备,禁止平民通行。
午夜零点,在邱维达、马崇六、马超俊的监督下,爆破工作正式开始。

汪兆铭坟墓的外层是钢筋混凝土,用了一百五十公斤烈性炸药(TNT)才炸开。
内窖打开后,发现一座狭小的楠木棺材平放其中。

2.

开棺验尸。

尸身上覆盖着青天白日红地旗。
汪伪政权在南京所用的“国旗”同重庆的国民政府一样,都是这面三色旗,以表示党统和法统并没变更,仍在存续。

掀开国旗,三位大员仔细辨认——确实是汪兆铭本人。
可能用过防腐剂,面部和尸身都尚未腐烂,因此面容清晰,只是脸色有点暗沉,并且略有黑斑。

汪兆铭的尸体身穿藏青色长袍马褂,这是国民政府规定的文官大礼服;头戴礼帽,腰配大绶,整个服饰显得简洁而庄重。

棺盖揭开后,马超俊将仔细检查棺内物品,马崇六命令除邱维达外所有军人都退出现场。

马超俊此时的行政身份是南京市长。
但更重要的是,他才二十岁时,也就是1904年起就追随孙文,是真正的老革命——那时同盟会还没有成立呢——其革命资历比胡汉民、汪兆铭还要老,更别说蒋中正了。
而且,马超俊在华侨、洪门和劳工运动界中均享有崇高的威望。
由他来开棺检验,诚然是最有说服力和公信力的人选。

马超俊仔细搜检一番,发现汪兆铭的确清廉高洁,棺内没有任何随葬物品。
后来才在他的马褂口袋里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,上面是汪夫人陈璧君手书的“魂兮归来”。
这是陈氏从日本接尸体回来时所写,招魂所用。

刚刚负责炸坟的是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工兵营长李东阳,马崇六指着陆军总部带来的卡车,对他吩咐道:“你的任务,现在就把棺材装上这辆车。
今晚还要将墓地平掉,务使不留原来痕迹。

马崇六的意思就是,将棺材装车以后,你们就忙着平坟吧,我先走了。
邱维达突然觉得其中大有问题。
邱维达记得,何应钦和萧毅肃布置任务的时候,都说是将汪坟“迁移”,那到另一个地方埋葬,怎么就不需要工兵了呢?于是他故意命令李东阳,要他护送装着棺材的卡车去目的地,以表示郑重。

次日清晨,李东阳回驻地向邱维达汇报——他们把汪兆铭给焚尸扬灰了。
马崇六将棺材运到了清凉山,连同尸体一起推进了火葬场。
才半小时,就烧得干干净净,什么都没有留下。

这时,邱维达才明白,原来何应钦有两套命令:开会说,只是将汪坟迁移,而给直接下属马崇六另有秘密任务,就是将汪兆铭焚尸扬灰,什么痕迹都不能留下。

过了半个月,梅花山上梅花开,汪坟的原址修建了一座凉亭,边上还有两条小径,花木扶疏,环境优雅,同近处的梅花和远处的中山陵遥相映照,风景秀丽。
到此一游的市民络绎不绝,也只有那些有心人才会惊讶一声:诶,汪主席的坟墓哪里去了?

马上,得到消息的汪文惺愤怒地从香港来到了南京。
她是汪兆铭的长女,三十一二岁。
原本“大汉奸”的女儿自觉低人一等,但自己父亲的坟墓凭空消失,就算拼了条命,也要讨个说法吧?

汪文惺先去南京市政府,找父亲的老同志马超俊。
事实上,马超俊真的不知道后来马崇六是怎么处理汪精卫尸体的。
他拒不出面,而悄悄地让秘书告诉汪女——去找何应钦。

于是汪女天天去黄埔路陆军总部门口,求见何应钦。
其实她要求很简单:把我父亲的坟头铲平我们理解,但请将尸骨还给我们,带回家乡广州去安葬。
何应钦当然不会出面,即使出面也拿不出汪兆铭的尸骨,连骨灰都没有了嘛!

汪文惺越来越绝望,心知父亲已经尸骨无存了。
她无助地在陆总门口大哭起来。
萧毅肃看着实在头痛,就让手下一个参谋去吓唬汪女,说要法办,但其实也只能听之任之。

汪文惺哭闹了好几天。
想想自己的父亲也算是国民党元老,长期担任党政军的最高领袖职务,没想到今天还是国民党天下,自己父亲却连一星骨灰都没有留下。

这就是最终的结局。

不过也无妨。
任何革命者,在投身革命的那一刻,肯定早就预见了这一结局。

3.

自汪兆铭于1944年11月死后,南京汪伪政权的第一把交椅,就挪到了陈公博屁股下。
但是,在他的诸多最高职务中,唯独“国民政府主席”之前,始终加了“代理”二字。

有好事之徒去请教他亲信,这位亲信道出了玄机:“国民政府的主席,应该是蒋委员长的。
陈(公博)先生现在是替蒋委员长看守国民政府,等蒋委员长来了,陈先生就要交还。
所以陈先生现在只能算是‘代理’吧。

亲信这话未必能够代表陈氏心意。
不过当时日本帝国在美国和中国的夹击下,败相已露,陈氏未必不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

但他同另一位大汉奸周佛海又有不同。
后者之前属于“CC”,同蒋系人物和军统还能有沟通渠道。
但陈公博一直是汪系的铁杆台柱,二十年来跟蒋中正集团势同水火,所以即使想转向投靠,也不知道门路在哪里。

于是,日本帝国向盟军投降的当口,他只能逃去了东京。

1945年8月25日,陈公博夫妇一行七人坐飞机仓皇逃向日本,希望在这个大混乱时期消失于茫茫人海。

后来他是这样解释的:“我之飞往日本,是为了避免纷嚣”。
他说,临走之前写了两封信,一封给蒋中正,一封给何应钦,托人让国民党陆军总部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中将转交。
信中的意思无非是说,我只是暂时离开中国,如果蒋主席或何总司令要我自首,我马上可以回来。

然而,一上飞机,他的去向就对外严格保密了。
因此,国民党当局根本不知道他藏在哪里,甚至不知道他在哪个国家。

就在这时,一条电报泄露了他的行踪。
原来,在他的座机离开南京前夕,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给东京的日本外务省拍了一封密电,告知陈公博一行都有那些人,来日本做什么,抵达羽田机场后希望妥善接待安排云云。

当时,重庆的军事委员会有个独立于军统组织的特种技术研究室,其主任由蒋中正的亲信、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中将兼任。
这个技术室的唯一任务,就是截获破译敌国的秘密电报。

这封关于陈公博去向的日文密电,当时就被军委会技术室截取,仅用一周就破译成功。
于是,重庆方面也就知道了陈氏的行踪。

当即何应钦就命令冈村宁次,要求日本当局立即交出陈氏一行,并请在东京的盟军总部协助缉拿。
终于,十月初,美军在京都逮捕了自以为很安全的陈公博,将他押往了飞回南京的军机。

陈公博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,很会写文章。
在其回忆录中,他只对两个人“称先生而不名”,那就是汪兆铭和蒋中正,以“对他们表示尊敬”。

当然,对于崇拜追随的“汪先生”,他虽有微词,但字里行间都是热爱和回护;对于“蒋先生”呢,则表面客气,但语气中夹枪带棒,将国民党从1926年来几次大分裂的所有责任,都推给了蒋氏。

后来李宗仁学了这一招,在其口述回忆录中也将蒋氏称作“先生”,并向这位“蒋先生”泼去了无数吨脏水。
这本是村头小儿在口舌之争中常用的无赖伎俩,没想到被两位党国巨擘一用再用,真令后人啼笑皆非。

这二十年,以陈公博为台柱的汪系“改组派”若在野,就搞小组织活动,并出版报刊把“蒋先生”骂个狗血淋头;若一旦同军事实力派结合,马上举兵反抗中央,同黄埔系打得血流成河。

其实,就本质而言,汪兆铭跟侵华日军的结合,同之前他跟冯玉祥、阎锡山等地方军头的结合,并无二致——只要能打蒋中正,抓谁的枪杆子都行。
但这一次毕竟是勾结外敌。
因此,陈公博自己也知道,自己死定了。

谁都知道,大战结束后,无论对侵略军(战犯)还是卖国贼(汉奸)的审判,只会基于政治,而绝不可能基于司法。
法律精神卓著的国家,也只是走过场的时候门面装得像样点而已。
但是,陈公博毕竟是1907年十六岁时就参加国民党的老同志,党龄比蒋中正还长。
而且他精于宣传理论。
在法庭上,要为自己的行为和主张,作一次全面辩护。

1946年三月初,陈公博从南京的军统看守所被押往苏州,关进了司前街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。
法院近在咫尺,4月5日,他将正式在那里接受审判。

就今天来看,从看守所到法院,只要路过一家“长发”蛋糕店和跨过一座小桥,再拐个弯就到了。
但当时观者如云,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,汽车七分钟方才抵达。

这种政治审判固然是走过场,但也像模像样进行了五个小时。
陈公博还是打足精神,在庭上滔滔不绝地为所谓的“和平运动”辩护。
当然,这并没有任何作用。

一周后,江苏高等法院判决其死刑,并将其转监,关进苏州相门狮子口的江苏省第三监狱,等待重庆方面的终审裁决。

死刑,当然是死刑;而且是“立即执行”。

4.

6月3日,丙戌年端午节前一天,清晨。
狮子口监狱的典狱长陈松年很早就来到了办公室。
他拿着昨晚收到的死刑执行状,让一位狱警去交给陈公博签字。
又让他带去半斤老白干,好让陈氏喝醉后减轻一些恐惧。

陈公博其实早就料到有这个结局,但听到即将被枪决,还是身体抖了一下,喃喃自语道:“完了,完了”。
但是,他有勇气清醒地面对死亡,因此平时嗜酒如命的他对那瓶老白干不屑一顾。

八点整,监狱内院左边廊下摆好了公案,本案公诉人韩焘带着推事和书记员落座。
他是江苏高等检察处首席检察官,而现在,他还有另一重身份,就是本次执行的监刑官。

陈公博被法警押了上来,觉得这阵势有点隆重,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去换一身挺括点的衣服,并且要向两个同监的老朋友诀别。
韩焘同意了他的请求。

陈公博回监仓,换了双时髦的黄色尖头皮鞋,穿上干净的蓝布长袍,嘀咕了一句:“如果昨天就知道,还可以理个发。
现在来不及喽!”似乎留着长发就刑是他此生唯一的遗憾一样。

他先去向汪夫人陈璧君诀别。
后者兔死狐悲,颤声说道:“想不到你竟然死在蒋介石手里,叫人死不甘心!”然后,陈公博又去褚民谊的监仓口,与其握手而别。

回到内院廊下的公案前,韩焘照例确定罪犯身份,并宣读罪状,传达终审判决结果。
陈公博倒是没什么遗言,只是说,目前正在给蒋中正写一封长信,可惜只写到一半。

“可以多给你两个小时写完这封信,时间够吗?”韩焘问道。

“不用了,来不及了”,陈公博挥了挥手。
继而他又补充道:“我监仓抽屉里有本自白书,详细叙述了我参与汪先生和平运动的经过。

“我们会交于法院存档的。
”韩焘答道。

其实陈公博的意思是最好能够转呈蒋中正。
不过事已至此,多提要求也没啥意思。

“今天谁给我行刑?”陈公博突然想起这个重要的问题。

“他。
”韩焘指了指身边这个叫周九成的法警。

“请你打得好一点,不要太破相。
”陈公博转过头看着周九成,脸上第一次显现出央求的神情。

“他枪法很准,已经执行过很多人,每次都打得恰到好处。
不会太破相,你放心。
”不知道为什么,三位检察官竟然异口同声答道。

陈公博舒了一口气。

公事办完,私事聊完,终于要走到结局了。
陈公博直了直腰身,然后做了件谁都没料到的事。

——他笑容可掬地向韩焘及其两位随员伸出右手,亲切地招呼道:“再见!”

三名检察官楞了一下,陆续伸手,与他握别。

十五年后,也曾是汉奸的金雄白在香港回想起当时场景,不禁感慨道:“死囚临刑,竟与监斩官相互握别。
这未免是千古稀有的奇闻了。

这令人想起四年后的一个故事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前国民党十九路军总指挥、爱国将领蒋光鼐投向人民,定居北京。
当时宋庆龄家距离蒋光鼐住所仅一箭之遥,蒋非常虔诚地去拜访她,但她拒不接见。

后来他又得知,他的北伐、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这三个时期的老下级周士第也在北京,任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。
蒋光鼐是个念旧的人,十分高兴地打电话过去。
没想到刚一开口,周士第就呵斥道:“不要再搞这一套了!”随后搁掉了电话。
蒋光鼐怔怔地尴尬了好久。

国家同国家之间,民族同民族之间,时代同时代之间,政权同政权之间,大大小小的差别和距离,不仅仅看典章制度和生活水平,更要看某些细节及对于细节的处理。
人伦的厚重或浇薄,人情的温暖或冷酷,人心的柔软或阴狠,都在细节,且只在细节。

陈公博走过长弄,来到后院。
这就是刑场。
他一边走一边问:“我站在哪里?”脚步刚停,话音未落,法警周九成已经开枪击中他的后脑,子弹从右颊穿出,一下子鲜血喷涌。

民国文人中最为铁骨铮铮、忠肝义胆的汉子,终究是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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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,它们都将一一出现在这个栏目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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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高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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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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